从历史角度浅析:近代辣椒的商品化发展
来源:河南辣椒网 发布时间:1970-01-01 访问量:189
辣椒自明末传入中国,在首先传入的东南沿海地区经历了初期的缓慢传播阶段之后,于华北、湖广、西南等地得到快速引种推广。
至迟在光绪时期,辣椒已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但在大部分地区,辣椒还只是种植在园圃之中,甚至很多情况是房前屋后的庭院植物,仅供自家食用或调味,并未实现大田中的规模化种植。
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均无法与大葱、白菜、萝卜等已经是大宗农产品的几种蔬菜作物相提并论。随着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商品贸易及市场网络的形成与不断完善,一些专产区的辣椒逐渐呈现经济作物的特点,催生了辣椒的商品贸易。
辣椒在不同地区均有代表性的产销核心区,并且运销量巨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信息传递的加快,也为新鲜蔬菜的长距离运输及商品化信息的传达提供了保障与便利。
民国时期,全国形成的几个规模较大的辣椒生产与贸易中心,以供应周边地区,甚至远销海外。前人关于辣椒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中,多关注辣椒在中国的地域传播进程、辣椒的名称考释、辣椒饮食文化等方面,尚未有针对辣椒在历史时期的商品贸易这一视角的专题研究。
商品贸易化的过程反映辣椒在中国生产与消费的状况,亦是域外作物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晚清、民国时期国内一些辣椒专产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辣椒的商品贸易等相关方面进行展开论述,以期还原辣椒由一种普通的蔬菜作物到商品贸易化这一过程的全貌。
西南辣椒核心产区的形成与商品化在涉及辣椒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这一问题的讨论时已有研究阐明:西南地区的食辣风气在嘉庆时期已普遍盛行。至迟在光绪时期,西南地区的辣椒已形成贸易趋势,以四川的成都平原与贵州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供应周边地区辣椒消费的贸易区域。
晚清时期,辣椒的生产逐渐呈现商品化趋势,也催生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域成为了全国辣椒主产区之一。随着西南地区辣椒需求的不断增加,农人基于需求量的外溢,成都平原之外形成了新的辣椒产销区,以供应城市地区的消费。随之而来的,是辣椒秧苗这一全新贸易形态与模式的勃兴。
成都平原的核心产销区。光绪31年(1905)《新繁县乡土志》载:“(辣椒)蜀人最嗜之,繁产物佳。”光绪18年《安岳县乡土志》载:“各种俱有,惟葱、菇、白菜、莱菔不若北地之美,海椒最多,颇有出境。”
通过该志对安岳县蔬菜农产品生产情况的概述可见,作为居民饮食常蔬的葱、白菜、萝卜等大宗蔬菜,其品质不如北方地区,但辣椒却是在所有蔬菜中产量最高的,足见这一地区对辣椒种植的重视,并且从“颇有出境”可断定,该地的辣椒生产其贸易定位与目的之明确。
同期《金堂县乡土志》“商务志”中记载:“海椒产于本境,在各市镇销售,每岁约计价银五万两,其由陆运至邻县销行者,每岁约计价银五千两。”由该志记载中辣椒在本县各市镇的贸易额与运销临县的贸易额进行对比,可见该县的辣椒主要用于供给本县。
对于贸易额的数字或许并无概念,遂通过志中其他商品的贸易额进行横向比较:“牛一万两,羊一万两,鸡鸭鹅一万五千两,姜一万两,酱油一万两。”相比之下,辣椒的贸易额远超畜禽及调味、酿造品,由此可见当地辣椒产销之盛。
进入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辣椒特产区面积与规模进一步扩大。民国《金堂县续志》中记载:“以辣椒为特产,辣椒,一名海椒,近治城东南一带山地遍种海椒。俟其干,沃以熟油,其色鲜红而透明,味最浓厚,他处产者异是。”
可见金堂县的辣椒不仅种植面积广、产量高,而且相比于光绪时期,由金堂辣椒制作而成的辣椒油,已成为其他地区无可复制的特产。民国《简阳县志》载:“海椒,杨马河产者,销下河资、内,岁约二百万斤,龙泉驿、镇子场、买家场等处山中产者销省城,岁约八十万斤。”
由志中记载可看出,简阳县下辖乡镇多种植辣椒,每年产量中供销往外地的逾二百八十万斤之多,并且根据地域就近的原则,不同乡镇的辣椒供应不同地区。简阳地处成都城东南,沱江流域附近的杨马河所产辣椒供下游地区的资中、内江等地,山中几个乡镇所产辣椒供应成都市区。
考安岳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潼川府,与成都府东南部相邻,新繁县、金堂县、简阳县均属成都府。这一区域属于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侧。依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这一地区自古便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当地气候条件适宜辣椒生长,水源充沛,地势平坦,因此成为辣椒的大宗产区便具备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成都平原成为西南地区辣椒生产与消费的核心区域。
西南辣椒产销区的扩大化除成都平原外,辣椒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还扩散到更远的区域。民国18年(1929)《剑阁县续志》记载:“海椒,时运输出境。”民国37年《筠连县志》记载:“(辣椒)种类颇多,为出口货。”
民国17年《大竹县志》记载:“竹地多种(辣椒)以周家。”民国10年《宜良县志》中,提及辣椒种植“年约出产数十万斤”;民国28年《中甸县志稿》,在农产物数量估计表中,辣椒每年产量为15000斤,而其中10000斤被销往外地,每年成交额为10000元。
至于运销地,该志中记载:“中甸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凡由云南运出康藏之茶、糖、布、线、粉丝、辣椒,并由康藏输入,云南之山货、药材、皮毛及氆氇栽绒等类,均以中甸为交易场所。”
通过这则记载,可见中甸县商业转运位置之重要,同时,辣椒与诸多土货并列成为大宗货物,足见其在当地商品流通环节中的地位。其中,筠连位于四川南部丘陵地区,紧邻云南东北部;大竹县位于四川东部山谷地区,紧邻重庆;剑阁县位于川北,与陕甘地区相邻;宜良与中甸均位于昆明城郊,且处于川滇交通要道。
从这些记载内容中不难发现,辣椒已成为当地的重要大宗农产品,除供应本县外,还运销外地,甚至,辣椒的生产与贸易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鲜食辣椒的贸易得益于辣椒主产区的运销,而干辣椒的贸易同样繁荣。
民国《三台县志》中曾列举当地物产的输出表,其中干辣椒作为一种重要的农副产品,其销行地为近省各县,且在县里的主要集市,每年都有商人专门来此贩运。民国29年《开阳县志稿》记载:“小辣椒,味辣,形条长,烘干后每年运销黔西尚不少,近更多有运贵阳市者。”
开阳县南邻贵阳,北接遵义,位于贵阳与遵义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此处藉交通之便利,所产小辣椒干制后多供应本省其他地区。辣椒在部分地区的商品化趋势还导致其市售价格的上涨。
民国36年《镇宁县志》中的一则记载反映这种情况的存在:“大多数贫农佐餐之品不过盐与辣椒而已,近年盐、辣均贵,并此二物亦不敢问津者甚多也。”原本作为贫民佐食廉价调料的辣椒,由于商品贸易的目的而供销外地,导致本地供不应求,从而菜价上涨,也引发了广大贫农的哀叹。
民国时期西南地区辣椒贸易的盛况,从民国18年《什邡县志》中的记录可见一斑:“辣椒秤,系因私人操纵始,自民国八年,由商会函请知事拨归会内处理,于本城北门外墙边辣椒市上,招人经理掌秤,照得价计,每斤取钱百分之二,由卖货人出,以作该会经费。
历由该会之被招人承包认缴,现在已取押银四十元,年收佃银十六元。”从“辣椒市”的存在可以看出,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县,此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市场来销售辣椒;同时,商会还通过招聘专门人员管理“辣椒秤”,以防止私人操作,杜绝偷税漏税的现象发生。这也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出,辣椒在西南地区已经成为一种大宗农产品,并且具有了专门的销售场域。
辣椒于明末传入中国,经历了初期的缓慢传播阶段,清中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快速传播。辣椒需求量的上升驱动着种植范围的扩大,19世纪末至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华北地区等三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辣椒核心产区,进行辣椒及相关产品的集中产销。辣椒商品贸易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反映出人们的需求与嗜好,更彰显辣椒在中国传播进程中的高度本土化。
从时间上看,辣椒在清末尤其是光绪以降,伴随着需求量的上升与种植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多样化的加工方式,逐渐呈现商品化趋势;从空间的角度,在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华北平原地区等几个主要嗜食辣椒的区域形成辣椒的大宗产区,并带动以之为中心的周边区域的辣椒产销贸易。
消费即是需求的最佳反映,而需求则代表着民众的依赖与偏好。辣椒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与扩散,得益于食辣风气的普遍与食辣人群的扩大,从而催生了辣椒专产区与大宗贸易的形成与发展。
从商品贸易的角度,对晚清民国时期所产生的几大核心辣椒产区进行考察,从这些辣椒专产区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以及其产销量、产销模式、产品业态等多方面指标进行分析,还原辣椒在中国传播与本土化过程中商品贸易层面的全貌。
结语
辣椒的商品贸易化发展绝非偶然,而是一种适应了中国风土并被民众所接受与嗜食的域外作物在中国传播与本土化过程中的必由之路。